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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婚訴訟中的“過錯”及過錯損害賠償

    作者:上海離婚律師 時間:2016/12/31 11:06:31

    一、離婚糾紛中的過錯

    (一)“過錯”的概念

    法律沒有對離婚糾紛中的“過錯”下定義。我們認為,離婚糾紛中的“過錯”,是指夫妻一方違反法律規定的義務,或者對配偶一方實施侵權行為,導致配偶一方受到不同程度損害的行為。配偶一方的“過錯”表現形式多樣,比如婚外情、家庭暴力、吸毒、賭博等不良惡習等。

    (二)直接認定“過錯”的證據及作用

    實踐中,直接認定過錯的證據主要有:

    1、接報警記錄、驗傷單、傷殘鑒定書。若配偶一方存在家庭暴力,而另一方及時報警驗傷,若報警驗傷相關證據能直接證實加害人系配偶另一方,并有一定的傷害后果,可直接證明加害一方存在過錯。

    2、因吸毒、賭博、違法行為而被采取行政處罰、刑事處罰措施等。若配偶一方因違法犯罪行為被予以行政處罰、甚至追究刑事責任,相關行政處罰決定書、通知書、刑事判決書等,都可以證實配偶一方存在過錯。

    3、直接證明一方有“婚外情”的證據。實踐中,直接證明一方存在婚外情的證據相對難以取得,不僅是因為“捉奸在床”較為困難,而且還因為收集證據尚需采用合法手段的要求。但是,實踐中,若有過錯方自己錄制的與第三者性愛的錄像、照片、與非婚生子親子關系的鑒定書等,均可予以證實。

    有了直接能證明對方存在過錯的證據,可以使法院在判決時,依據“照顧無過錯方”的處理原則,適當對無過錯方予以適當照顧。比如,在財產方面,律師可以建議法院酌情對無過錯方進行多分。但是,律師應提醒委托人,照顧無過錯方只是一個原則,法院在掌握時,一般只會按量的區別進行處理,雙方在財產分割時,并不會因為一方存在過錯而無法分割共同財產,或者僅分得很少一部分共同財產。

    (三)間接認定“過錯”的證據及作用

    用于間接認定對方有過錯的證據表現形式更為多樣,比如類似傳來證據等。這些證據雖然不能直接證明對方有過錯,但是從證據本身的相互鏈接以及通過通常的邏輯判斷來看,可以得出另一方存在過錯的結論,或者這種過錯結論的概率性較大。司法實踐中,單一的間接證據很難被法院采納作為推定對方有過錯的唯一依據,往往是從多份證據的關聯性、聯系上統一做出相關的邏輯推理。比如,在認定對方可能有婚外情的事實上,一方向法院遞交了通話時段不正常的電信通訊記錄單、照片、證人證言等,也許單單從每份證據上,不能證明對方存在婚外情,但這些證據的結合,使一個正常的人從普通的判斷標準上來看,對方可能存在婚外情,或者說對方的一些做法有損于夫妻感情,從而得出對方存在“過錯”的結論。律師對間接認定“過錯”證據的收集,不一定要達到對方一定存在“過錯”的最終結論,只耍能證明對方在處理夫妻關系上,或處理與異性關系上的做法,是導致夫妻產生感情隔閡的原因,或者是導致夫妻產生矛盾的責任方,也對案件處理有利。這不僅從法院判決的法律角度考慮,而且也是基于與對方進行談判及心理對抗的需要。

    二、婚外情證據對離婚糾紛的影響

    (一)“婚外情”的概念

    目前沒有“婚外情”的法律概念。我們認為,所謂“婚外情”,是指已婚人士與配偶之外的異性發生的某些違反《婚姻法》第4條規定的忠實義務,并產生不同程度身體接觸的行為。有學者認為,廣義的婚外情應分為四個程度層次:

    1、關系暖昧,即男女關系超越一般朋友程度,但具體已到何種程度證據不足。

    2、婚外性行為,即男女關系有性行為。

    3、同居,男女雙方已以共同生活形式在一起居住。

    4、重婚,指男女雙方已以夫妻名義或夫妻表象在一起穩定居住。

    (二)收集過錯證據的種類

    “照顧無過錯方原則”是法院在處理離婚案件中的一個基本原則,因此,收集對方有過錯的證據是必要的。那么,什么是“過錯”呢?從實踐中看,過錯一般是指另一方有婚外情、同居、家庭暴力、不良惡習、惡意轉移、隱匿夫妻共同財產、制造偽證等行為。

    離婚案件雖然涉及夫妻感情是否確已破裂、子女撫養以及財產分割等諸多方面,但當事人在舉證過程中,往往感到力不從心,證據不好收集或不知從何下手。但民事訴訟的審理原則卻是“誰主張、誰舉證”,當事人一方不能在舉證期限內舉出對自己有利的證據,往往要承擔不利的后果,或自己的訴訟請求得不到法院的支持。因此,如何

    在離婚案件中收集證據及運用,就成為當事人甚至是律師尤為注重的問題,特別是舉出對方有過錯的證據,對于爭取自己的更多權益,無疑是非常必要的。

    根據《民事訴訟法》第63條規定,民事訴訟證據有以下幾種:

    1、書證;

    2、物證;

    3、視聽資料;

    4、證人證言;

    5、當事人的陳述;

    6、鑒定結論;

    7、勘驗筆錄。

    (三)婚外情證據對法院判決的影響

    應該說,在婚姻案件的處理過程中,特別是在舉證證明對方有過錯上,以上幾類證據是大量被運用的。但是,當事人財于證據的收集及其運用往往存在誤區。這是由于,當事人一般在離婚訴訟之前,對于法律不甚了解,往往是馬上面臨上法庭了,才匆匆忙忙看一下《婚姻法》等相關法律或咨詢相關律師或有經驗的朋友。并且,當事人在

    對法律條文的理解上,往往是斷章取義,只記得對自己有利的那一個條款,而忽視了上下文的相關聯系,理解片面。另外一個特點,是受社會各種流傳的錯誤說法的影響,做了很多無用功。比如,社會上流傳著“誰先起訴誰吃虧”、“帶孩子財產會多分”、“如果對方不同意,第一次打官司法院一定不會判離”、“只要找出對方有第三者的證據,一定能得到賠償”等瑕疵觀點,使得自己在取證方向上有所偏差,甚至“花冤枉錢、辦冤枉事”的現象普遍存在。

    目前對于“婚外情”證據最大的誤區在于,當事人過于在意取證的法律意義,以為取得了對方有“第三者”的證據或者是“通奸”的證據,在離婚訴訟中,自己一定能處于主動,法院就一定能予以判離,或在財產上就能實質性地多分。實際上,雖然這些愿望是美好的,但在司法實踐中,單從法律角度來講,卻很難成為現實。因此,律師在代理此類案件時,一定要處理協調當事人的期望值,要耐心向當事人解釋調查收集以上證據的法律作用及非法律作用,以求當事人的理解,以糾正當事人的思想誤區。

    (四)“保證書”的效力

    如夫妻雙方簽訂“保證書”,約定如一方不忠,財產歸另一方所有。保證書是一方對共同家庭財產處分的真實意思表示,一方自己應當預料到如果再做出對不起另一方方的事情,離婚時過錯方不應分得任何夫妻共同財產;保證書既體現了夫妻應相互忠實的立法精神,亦符合社會道德的標準,故保證書對夫妻處分共同財產的行為是有法律約束力的。

    三、不良惡習對離婚糾紛的影響

    (一)不良惡習的法律含義

    法律沒有對于“不良惡習”進行法律定義。我們認為,《婚姻法》中所稱的“不良惡習”,是指配偶一方有吸毒、賭博、酗酒、打罵、涉黃等惡劣的習慣,對婚姻家庭生活、特別是夫妻感情造成嚴重影響的行為。

    《婚姻法》第32條明確了夫妻一方具有吸毒、賭博惡習屢教不改,人民法院應予以判離。除吸毒、賭博惡習外,若當事人有其他惡習嚴重影響夫妻感情,以及嚴重危害配偶一方權益,人民法院也可以視具體情況予以判決離婚。

    實踐中,吸毒、賭博惡習是最影響婚姻家庭正常生活的不良惡習,所以法律對此規定得也最為明確。律師若友現對方當事人存在吸毒惡習,在接受委托人的離婚委托的同時,還應盡量做委托人的工作,讓其幫助配偶立即戒毒,接受必要的治療和康復措施。律師可建議其配偶要盡快將其送到衛生行政部門認可并批準的正規戒毒機構去戒毒,甚至可由公安部門強行戒毒,以挽救對方當事人,減少對委托人的利益損害。

    (二)不良惡習對離婚案件的影響

    律師應注意,家庭暴力一旦存在,即構成法定判離的理由。而不良惡習則不同,僅證明對方當事人存在不良惡習尚不構成法定判離的理由,律師須能證明另一方存在不良惡習,且屢教不改,方可構成法定判離的條件。實踐中,律師可以通過調查另一方當事人的惡習是否經過治療、是否經過公安機關的處理作為取證方向。或者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調查、收集其他可以證明其有屢教不改的情節,這樣,才有說服法院判決離婚的證據保證。

    證明了一方存在不良惡習,法院便可能得到一方存在過錯的結論,以便在判決處理時,對無過錯方予以適當的照顧。

    四、社會因素對當事人離婚的影響

    (一)父母對子女離婚的影響

    父母的態度通常是子女離婚的最大影響因素之一。

    天下沒有愿意看到自己子女離婚的父母,除非迫不得已。因此,一般情況下,父母對于子女離婚的初始態度往往是反對,甚至是堅決反對。實踐中還會出現這種情況,即離婚過程中父母一開始甚至站在子女的配偶一邊,指責自己的子女提出的離婚要求。但是,最為理智的結論是,通常情況下,父母都會最終站在自己子女這邊。

    自己的子女即使有錯誤,但在父母看來,都是小錯,或不足什么大不了的錯誤。即使犯了大的錯誤,父母也認為子女的配偶應該原諒。

    由于南北文化差異,經濟差距,思想境界差距,造成不同的父母對待離婚過程中子女的態度不同。大部分父母都會認為自己子女因為離婚在社會評價上名譽受損,或經濟上吃了虧,因此,在另外一方提出要求時,往往要求自己的子女提出一定的經濟賠償或補償條件,作為離婚的前提條件,以女性父母為甚。

    作為子女,和父母對抗或斗爭的資本較低。不論一個人再有成就,當面臨離婚時,來自自身之外最大的支持,就是父母無私的幫助,父母會不計較得失,只考慮子女的難處,雖然不免嘮叨及埋怨,但卻是一片誠心。父母會不顧年老體邁幫助照看子女的子女,拿出自己畢生的積蓄支援子女,花費所有的時間陪伴子女。面對這樣的父母,面對這樣父母建議或堅持的離婚條件,子女很難有底氣反對和說服。

    若律師代理的案件中,委托人的父母的觀點相對偏執,最好由律師親自上門勸說委托人的父母。律師畢竟是特別身份的人士,在委托人及父母眼中是法律實務的專家,對于律師有技巧的說服教育,父母接受的可能性較大。

    (二)子女對父母離婚的影響

    對于有子女的父母在選擇離婚時,考慮子女的因素,是每一個做父做母的當事人必然要考慮的因素。一般來說,子女的年齡越小,對父母考慮離婚因素的影響就越大。

    當然,處在中考、高考期間的子女,父母在選擇是否離婚時,更為慎重。事實上,天下沒有不疼愛自己子女的父母,除非是迫不得已才做出損害子女權益的事。當夫妻名分名存實亡,一方提出離婚時,孩子往往可能成為另一方的籌碼,或借孩子的名義要錢,或以子女年幼的借口拖延另一方的離婚時間。對于10周歲以上的子女,父母在離婚之前,最好能在不傷害子女的前提下,適宜地與之交流,一方面給子女心理做一下鋪墊準備,另一方面對于了解子女的想法,避免對于子女的傷害都是有益的。

    (三)社會輿論對當事人離婚的壓力及影響

    雖然目前社會的離婚率較高,但對于當事人來說,“離婚”還是一個較為忌諱的字眼兒。對于身陷離婚糾紛的當事人來說,即使周圍人沒有特別予以關注,但當事人本人會感覺自己“四周都是沉甸甸的目光”,倍感壓抑。因此,很多當事人為達到自己的目的,會設法將兩個人的事情公開化和擴大化,將高婚的相關信息播散給另一方單位,以求給另一方壓力,達到自己條件的目的。應該來說,社會輿論的壓力對于當事人影響一般相對不大,主要是單位對當事人的個人生活干涉的也越來越小。

    (四)當事人特定身份對于離婚非法律因素的影響

    當事人的特定身份,主要是指基于一定身份、一定職務的特定主體,因離婚可能會對其個人資信、資歷、名譽造成比普通人更為嚴重的影響,或對其所在的單位、公司、企業造成一定名譽、經濟影響的特定人群。

    比如,對于政府官員、公務員等具有政府工作背景的人群來說,他們的婚姻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形象,因離婚糾紛對他們造成的影響,可能較大一些。

    再如,對于公司企業的高管,尤其是民營企業的主要股東的離婚,可能會波及公司股權的分割,對于整個公司、企業的動作都極可能產生較大影響,這些人員的離婚的社會影響,對當事人壓力較大。

    另外,具有一定的社會地位、社會知名度的人員,比如,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影視明星等,他們的離婚易受外界關注,影響也會較大。

    因此,對于特定人員離婚的社會因素,雖然不涉及法律理論上的問題,但在實踐操作的時候,應受到承辦律師的重視,要注意對這方面的風險進行評估,以便更好地維護當事人昀合法權益。

    五、離婚中的損害賠償

    (一)法律依據

    離婚損害賠償制度,是我國2001年修正后的《婚姻法》所確立的一項新的離婚救濟制度。

    離婚損害賠償,是指在離婚時或者離婚之后,無過錯一方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對導致離婚的有過錯的一方有權請求給予其物質和精神的賠償。

    我國的離婚損害賠償制度,是我國《婚姻法》第46條及相關司法解釋確立的。該制度有利于保護婚姻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保護家庭關系及無過錯方的權益。

    《婚姻法》第46條規定了離婚訴訟中的無過錯方提起損害賠償的條件,該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導致離婚的,無過錯方有權請求損害賠償:(1)重婚的;(2)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的;(3)實施家庭暴力的;(4)虐待、遺棄家庭成員的。

    從實踐中來看,離婚損害賠償制度有以下幾個法律特點:

    1、賠償的法定性。即指離婚損害賠償的主體,是法定的,可以請求賠償的事由是法定的。離婚損害賠償的權利主體只能是離婚當事人中的無過錯一方。如果雙方均有過錯,或雙方均無過錯,則不能請求離婚損害賠償。損害賠償的義務主體只能是離婚行為中的過錯配偶,無過錯方不能向第三人請求離婚損害賠償。離婚損害賠償的事由只能是《婚姻法》第46條所列舉的4種情況,對于4種情況之外的行為通常是不能請求離婚損害賠償的。

    2、賠償的救濟性。即指離婚損害賠償制度具有救濟的功能,通過損害賠償,使無過錯方的實際財產損失得以填補,精神傷害得以經濟補償和精神安慰,被損害的利益因此得到救濟和恢復。

    3、賠償的懲罰性。即指離婚損害賠償具有懲罰違法的功能。在破裂主義的離婚原則之下,離婚原因已不再制約離婚和影響離婚,離婚本身不再具有懲罰的功能。但若對造成離婚的配偶一方的違法行為不加以追究,則是對行為人的放縱,對受害方的不公,這不符合法律的公平、正義的理念。離婚損害賠償制度將離婚與離婚原因相分離,以離婚損害賠償來懲罰構成離婚原因的侵權行為,令過錯配偶為自己的侵權行為付出代價。

    但實際上,在離婚案件中,無過錯方獲得離婚損害賠償的難度相對較大。原因從表層看來,舉證困難是適用該救濟方式的直接障礙。一方實施家庭暴力或者虐待、遺棄等行為給對方造成的傷害,并不一定是有形的、可視的,即使造成的傷害是有形的、可視的,也不會是長時間有形和可視的,縱然在提起離婚訴訟時這種傷害仍然存在,也

    難以證明是家庭暴力所致。重婚、同居等行為都不會在家里進行,夫妻一方要掌握另一方與他人重婚、同居的證據需要付出很多努力,成本很高,并且,很多時候,即使做了大量的努力,也不一定能取得證據。我們認為,從實踐角度來看,以上觀點是有一定依據的。

    (二)重婚的概念和認定

    重婚,是指有配偶的人又與他入結婚或以夫妻名義共同生活的行為,或明知他人有配偶而與之結婚或者與之以夫妻名義共同生活的行為。也有學者認為,重婚是指有配偶的人與他人登記結婚或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不論其定義是何種形式,重婚的實質構成要件是一致的。

    重婚包括法律上的重婚和事實上的重婚兩種情況。法律上的重婚,是指前婚尚未解除又與他人登記結婚的;事實上的重婚,是指前婚尚未解除又與他人形成事實婚姻的。根據有關司法解釋,有配偶的人與他人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與之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的,仍應按重婚定罪處罰。

    《婚姻法》及《刑法》對于構成重婚的犯罪行為如何處罰作了規定。《婚姻法》第45條規定,對重婚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刑法》第258條規定,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與之結婚的,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律師應注意,司法實踐中,事實上的重婚取證難度相對較大,主要取證要點有兩點:(1)證明連續共同居住一段時間的持續性。一般說來,法律對構成重婚的男女雙方同居的時間要求要有一定的連續性和持續性,一般應在幾個月以上。(2)證明以夫妻形式共同生活的外在表現性。實踐中表現的重婚行為往往具有一定的隱蔽性,一般不會公開以夫妻名義共同生活,大部分均是外在表現讓周圍群眾以為是夫妻關系。律師應掌握,構成重婚一般有兩類人:第一類是有配偶的人又與他人登記結婚、或者與他人以夫妻名義共同生活的;第二類是明知他人已有配偶的人又與之登記結婚,或者以夫妻名義共同生活的。

    認定重婚,關鍵要看是否構成另一夫妻關系。實踐中,有以下情形之一的,應視為以夫妻名義共同生活:(1)有配偶的人與他人舉行結婚儀式的;(2)有配偶的人雖未與他人舉行結婚儀式,但以夫妻相稱或者對外以夫妻自居的。以夫妻相稱,除當事人間承認、日常生活間的稱呼外,當事人同居生活,女方生病時男方以丈夫的名義簽名、陪侍,女方生育孩子,男方以父親的名義在醫院簽字,當事人以父母的名義為子女慶祝滿月等,也可以作為認定以夫妻相稱的輔助證據。

    1958年1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如何認定重婚行為問題的批復》中,關于重婚如何認定的批復,仍可以給律師在辦理案件中以借鑒。該批復指出:重婚是有配偶的人再與第三者建立夫妻關系。有配偶的人和第三者如已舉行結婚儀式,這固然足以構成重婚;即使沒有舉行結婚儀式,而兩人確是以夫妻關系同居的,也足以杓成重婚。

    例如,兩個相互間是以夫妻身份相對待,對外也以夫妻自居的,即應認為是重婚。如果現在還存在有配偶的人而娶“妾”的話,當然也應認為是重婚;反之,如兩人雖然同居,但明明只是臨時姘居關系,彼此以“姘頭”相對待,隨時可以自由拆散,或者在約定時期屆滿后即結束姘居關系的,則只能認為是單純非法同居,不能認為是重婚。例如,有配偶的男方到外地處理事務,與原來相識的女方相遇,在逗留該地的短期內,以通奸關系同居,離開該地后,就彼此不相問聞,在同居期間亦彼此了解只是臨時姘居,這種同居就只能認為是臨時非法同居,不能認為是重婚。至于某一具體案件是否構成重婚,抑或僅是單純非法同居,這要根據具體案情認定,即如你院所舉案例,判決認為是重婚,按照上述看法,也并不錯誤。

    (三)“同居”的概念和認定

    1989年12月13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關于人民法院審理未辦結婚登記而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的案件的若于意見》第1條規定:“1986年3月15日《婚姻登記辦法》施行之前,未辦理結婚登記手續即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群眾也認為夫妻關系的,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訴‘離婚’,如起訴時雙方均符合結婚的法定條件,可認定為事實婚姻關系;如起訴時一方或者雙方不符合結婚的法定條件,應認定為非法同居關系。”

    2001年4月28日,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1次會議對《婚姻法》進行了修改。該法修改后,《婚姻法司法解釋(一)》第5條規定,未按《婚姻法》第8條規定辦理婚姻登記而以夫妻名義共同生活的男女,起訴到人民法院要求離婚的,應當區別對待:(1)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記管理條例》公布實施以前,男女雙方已經符合結婚條件的,按事實婚姻處理。(2)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記管理條例》公布實施以后,男女雙方已經符合結婚條件的,人民法院應當告知其在案件受理前補辦結婚登記;未補辦結婚登記的,按解除同居關系處理。

    《婚姻法司法解釋(一)》第33條規定,《婚姻法》修改后正在審理的一、二審婚姻家庭糾紛案件,一律適用修改后的《婚姻法》。此前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相關司法解釋如與本解釋相抵觸,以本解釋為準。

    《婚姻法司法解釋(一)》第34條規定,本解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可見,1989年和1994年制定的婚姻法司法解釋中“非法同居關系”法律用語,由于與2001年12月24日頒布的司法解釋中的“同居關系”相抵觸,從此“非法同居關系”已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同居關系”法律概念。

    《婚姻法司法解釋(一)》將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限定在有配偶者與婚外異性對外不以夫妻名義相稱,與事實婚姻、重婚等相區別。對于同居的認定,《婚姻法司法解釋(一)》從雙方關系的穩定性、持續性及共同居住生活等方面進行了規定,與那些應由道德規范調整的通奸、婚外戀等行為相區別。

    對于法院如何認定“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的事實,河南省新鄉市法官李瑾的觀點值得廣大律師借鑒,李瑾認為:在眾多的因第三者插足引發的離婚訴訟中,無過錯方大多提出發現了配偶與婚外異性一同出入的現象,或提供了案外人發現同居雙方一同出入公開場合的證言,或提供了與人同居的婚外第三者的照片、同居雙方的合影照,甚至提供了同居雙方的共同居所。此時,如果雙方當事人認可同居行為,則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72條、第76條的規定,自然可以認定同居的事實。但《婚姻法》已將“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列為準予離婚的法定條件,且無過錯方因此有權向過錯方索賠,使得過錯方因懼怕承擔責任,而竭力否認同居行為,辯稱與同居者的共同社會活動為業務關系或朋友關系。同時,若僅以無過錯方提供的上述證據就認定同居行為尚顯證據不足。但是,如果讓當事人提供足以說明同居者共同生活的照片、音像資料,對于作為普通社會成員的受害方而言,無疑增加了舉證難度,在證據提供的責任分配上有失公允;放寬舉證條件,又無法律根據,結果往往因受害方舉誣不能而使主張配偶與他人同居的事實得不到認定,使過錯方逃避了法律的制裁,無過錯方的合法權益得不到有效保護。

    根據近兩年的審判實際案例,新鄉市牧野區人民法院建議在今后的法律規定或司法解釋中,應進一步明確認定“同居”的標準。例如,可規定無過錯方除提供上文所述有關證據外,下列材料可以作為認定同居的證據:(1)同居者的同居地基層組織關于雙方同居的證明;(2)同居者的同居地鄰居,包括同居者共同居住的租賃房屋的戶主提供的關于雙方同居的證言;(3)同居者共同生活的照片、音像資料;(4)其他足以說明同居雙方共同生活的證據材料。同時,明確構成同居的“共同居住”期限,以便對同居的認定更加切合實際,易于司法實踐中掌握運用。同居的構成要件主要有三點:(1)欠缺結婚法定形式的要件;(2)男女不以夫妻名義同居;(3)共同生活具有“公開性”。

    實踐中,律師應掌握,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行為有以下幾個特點:

    其一,同居雙方有固定住所;

    其二,雙方保持較為穩定的性關系;

    其三,雙方持續較長時間在一起共同生活;

    其四,雙方沒有以夫妻名義共同生活。

    律師應注意,同居、重婚與“通奸”的法律概念及外延不同。“通奸”指有配偶一方秘密與配偶以外的其他人發生性關系的行為。通奸與重婚、同居的根本區別,就在于它本質上是不公開的,是不愿意被他人知曉的,并不求夫妻名分和配偶權利、義務的。

    (四)家庭暴力的概念與認定

    《婚姻法司法解釋(一)》第1條明確規定,《婚姻法》中所稱的“家庭暴力”,是指行為人以毆打、捆綁、殘害、強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給其家庭成員的身體、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傷害后果的行為。持續性、經常性的家庭暴力構成虐待。

    家庭暴力的主要特點有五個方面:(1)手段的殘忍性;(2)時間的連續性;(3)原因的多樣性;(4)行為的隱蔽性;(5)后果的嚴重性。

    夫妻暴力是家庭暴力中最常見的一種,它是指夫妻之間一切形式的身體暴力、精神暴力和性暴力行為。

    廣義的家庭暴力,包括夫妻、父母子女、公婆媳、岳父母婿、兄弟姐妹、祖孫間及其他家庭成員間的身體暴力、精神暴力及性暴力行為,是家庭成員中一方企圖用暴力控制另一方的濫施權利。

    家庭暴力中的身體暴力,是指家庭成員一方對另一方身體的有形傷害行為;精神暴力是家庭成員一方對另一方精神的無形傷害行為;性暴力是配偶間和其他家庭成員間以暴力形式強行性行為或變態性行為。按家庭成員的關系劃分,家庭暴力可以分為夫妻暴力、父母與子女間的暴力、其他家庭成員之間的暴力、對殘疾家庭成員的暴力等。

    身體暴力的具體行為:夫妻一方毆打另一方致死、致殘、重傷的;夫妻間經常性的拳打腳踢、咬、掐、擰、推、搡、扇耳光等人身傷害或羞辱行為;婦女在孕產期間遭配偶毆打的;在離婚訴訟期間毆打或唆使他人毆打配偶的;由第三者介入的對配偶的身體傷害行為。

    精神暴力的具體行為:夫妻一方對另一方經常性的威脅、恫嚇、辱罵造成對方精神疾息的;以傷害相威脅,以損害家具、傷害動物、打罵孩子相恫嚇造成對方精神恐懼、安全受到威脅的;為達到精神控制的目的對配偶經常性的當眾或私下惡意貶低、羞辱、挖苦、奚落、嘲笑、謾罵致對方不堪忍受的;經常刁難、干涉、猜疑、阻止限制對方行動自由,影響對方正當工作生活的;公開帶第三者回家同居羞辱配偶的。

    性暴力的具體行為:經常以暴力強行與配偶發生性行為,造成傷害后果的;酗酒后以暴力強行與配偶發生性行為,致對方不堪忍受的;患有傳播性性疾病以暴力強行與配偶發生性行為的,以暴力方式強行對配偶實施變態性虐待的行為。

    (五)虐待、遺棄的概念與認定

    家庭成員間的虐待,是指用打罵、凍餓、有病不給治療等方洪摧殘、折磨家庭成員,使他們在肉體上、精神上遭受痛苦的行為。虐待家庭成員,破壞了家庭的和睦生活,違背了社會主義道德準則,亦為法律所不容。虐待家庭成員,情節惡劣的,即構成虐待罪,要受刑法制裁。

    除禁止家庭成員的虐待外,也要禁止其他形式的家庭暴力。是將家庭暴力含于虐待中禁止,還是禁止一切形式的家庭暴力,是修改《婚姻法》時爭論的一個問題。考慮到虐待和家庭暴力雖有重合之處,但虐待不能包括有的家庭暴力行為,如夫妻之間吵架,丈夫一怒之下失手打死妻子,像這種行為,屬于家庭暴力,但不屬于虐待,在《刑法》上適用過失殺人罪,不適用虐待罪。因此,修改《婚姻法》時單獨規定禁止家庭暴力。

    家庭成員間的遺棄,是指對于年老、年幼、患病或其他沒有獨立生活能力的人,負有贍養、撫養或扶養義務的人不履行其義務的行為。家庭成員間的遺棄,主要包括子女不履行贍養義務而遺棄老人,父母不履行撫養義務而遺棄子女,丈夫不履行扶養義務而遺棄妻子或者妻子不履行扶養義務而遺棄丈夫等行為。遺棄家庭成員是極端個人主義思想的反應,是違反社會公德的可恥行為。遺棄家庭成員情節惡劣構成遺棄罪的,要依《刑法》第261條的規定,處5年以下右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在實務處理中,律師要區分構成虐待、遺棄的罪與非罪的關系。并非是構成犯罪才能適用精神損害賠償,只要過錯人行為的實質構成以上民事侵權行為,就能適用《婚姻法》第46條的規定。

    (六)損害賠償的數額

    《婚姻法司法解釋(一)》第28條規定,《婚姻法》第46條規定的“損害賠償”,包括物質損害賠償和精神損害賠償。涉及精神損害賠償的,適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的有關規定。

    根據2001年2月26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 161次會議通過、2001年3月10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0條,精神損害的賠償數額根據以下因素確定:(1)侵權人的過錯程度,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2)侵害的手段、場合、行為方式等具體情節;(3)侵權行為所造成的后果;(4)侵權人的獲利情況;(5)侵權人承擔責任的經濟能力;(6)受訴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

    實踐中的普遍觀點認為,離婚案件中,確定離婚精神損害賠償數額應考慮以下幾個因素:

    1、結婚時間

    雙方結婚時間的長短,受害人對配偶或家庭的貢獻不一樣。婚姻的本質是男女共同生活、共同承擔一定的家庭責任,婚姻關系存續期間,雙方都會對另一方和家庭進行感情和經濟上的投入,承擔相應的家務勞動,因此,結婚1個月離婚和結婚幾年、幾十年離婚,使當事人受到的損害也是明顯不同的。現實生活中,夫妻一方特別是女方,承擔了大量或全部的家務勞動,把全部精力和青春奉獻給了配偶和家庭,她(他)們從另一方面對家庭做出了較大的貢獻。作者認為,結婚時間長和對家庭貢獻較大的,賠償數額相對要高。

    2、侵權情況

    侵權人的侵權原因、主觀動機、過錯程度和具體情節,是確定離婚精神損害賠償數額的決定性因素。侵權原因主要看受害人對侵權行為的發生有沒有責任,因受害人引起的一方侵權行為發生,賠償數額相應減少。侵權人主觀動機和過錯程度如何,是對侵權入主觀惡意的考察,如為了達到離婚的目的故意侵害配偶的與第三者介入后移情

    別戀而提出離婚,前者主觀惡意深,賠償數額相應增加。侵權行為的手段、方式、場合、持續的時間等具體情節的不同,反映了侵權行為社會危害程度的不同,在離婚精神損害賠償數額的確定上理應有所反映。

    3、損害后果

    過錯方對受害人非財產上損害的程度和后果對受害人離婚后生活會產生一定的影響,這是確定賠償數額的重要依據。一方面,受害人因對方的侵權行為,生理上、心理上受傷害較重,離婚后社會評價降低,再婚比較困難、無生活來源的,賠償數額要高;另一方面,侵權人的侵權行為并未造成嚴重危害的,賠償數額不宜過高。

    4、經濟因素

    主要考慮當地的經濟狀況和賠償義務人的經濟能力。一要按照當地的生活水準合情合理的確定賠償數額,生活水準高的地方賠償標準相應要高,生活水準低的地方賠償標準相應要低。二要對侵權人的經濟能力有所考慮,應根據具體情況確定一個受害方認可,侵權人有能力承擔的賠償數額,以便于判決的執行。確定的原則是,既要撫慰受害人,又能達到懲治過錯方的目的。

    另有學者認為,離婚損害賠償“應按所受痛苦程度(其身體健康上受損害),參照婚姻繼續期間、年齡、地位、因夫妻財產分割所取回財產及所得財產上的損害賠償之多寡及其他一切情事定之”。

    有的學者還認為,對于離婚精神損害賠償的數額,應根據適用原則和侵權行為的不同類型,參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的“六因素法”確定賠償標準為:

    一類是由過錯方采取暴力或其他不法手段毆打、殘害、虐待、遺棄對方,造成人身傷害不良后果的,建議離婚精神賠償數額可依照當地上年度職工平均工資標準,結合傷情、死亡情況,賠償10年至20年。后果嚴重者,向年限高的方向(15 -20年)評算,最高額為10萬元。后果特別嚴重者,賠償可突破10萬元。賠償數額不包括人身傷害花去的醫療費、住院費、護理費、誤工費和殘疾者生活補助費等直接經濟損失。

    另一類是由過錯方與他人通奸或非法同居等“第三者插足”引起的離婚精神賠償糾紛,可根據受害人遭受的不同程度精神損害,確定不等的賠償數額。建議為四檔:一般精神損害的,賠償數額在300-5000元;較嚴重精神損害的,賠償數額在5000-10000元間;嚴重精神損害的,賠償數額在1萬-5萬元間。特別嚴重精神損害、賠償可超過5萬元。

    造成殘疾和死亡的,按人身傷亡的損害賠償標準進行評算。

    司法實踐中,精神賠償判決數額基本也與以上學者意見相符合。

    (七)離婚損害賠償的責任主體

    《婚姻法》第46條規定,由于重婚、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實施家庭暴力、虐待、遺棄家庭成員而導致離婚的,無過錯方有權請求損害賠償。該條只規定離婚損害賠償的請求權范圍限于無過錯方,而沒有規定離婚損害賠償責任承擔的主體。即從目前法律規定來看,“第三者”承擔離婚損害賠償沒有法律依據。對此,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釋是:“由于配偶權問題在立法中沒有規定,受害配偶對實施侵犯配偶權行為的第三人請求損害賠償就沒有法律基礎和依據,所以基于第46條規定提起的損害賠償請求不能向配偶以外的其他人提出”。雖然這一點在學理界較有爭議,但作為律師,我們應妥善處理最高人民法院目前生效的司法解釋與學理界爭議的關系。

    六、經濟幫助、經濟補償與損害賠償的關系

    (一)經濟幫助

    1、經濟幫助的概念

    我國《婚姻法》第42條規定:“離婚時,如一方生活困難,另一方應從其住房等個人財產中給予適當幫助。具體辦法由雙方協議;協議不成時,由人民法院判決。”它與離婚時共同財產的分割、離婚時盡義務較多一方的請求補償權是不相同的,在離婚時給予生活困難的一方適當的經濟幫助是另一方對于該方的有條件的幫助。

    應該說,經濟幫助有利于體現法律的公平理念。由于男女生理差異,以及夫妻在家庭和社會分工上的差別,婚姻關系中的女方的經濟地位往往低于男方,而且夫妻對婚姻家庭的貢獻,與從中獲得的利益也是不平衡的。這就形成了這樣的一種現象:從事家事勞動的一方,把時間和精力都傾注在家庭上,其職業發展和其他方面受到牽制和影響,離婚后生活水平會急劇下降;而另一方由于對方的默默奉獻而無后顧之憂,工作和學習素質和事業都得以提高和發展,離婚后生活水平反而提高。

    2、經濟幫助的條件

    根據相關法律規定,律師應掌握離婚時一方對另一方的經濟幫助應具備以下三個條件:

    (1)時間上的條件。一方生活困難必須是離婚時已經存在的困難,而不是離婚后任何時候所發生的因難都可以要求幫助;

    (2)受幫助的一方生活困難,“一方生活困難”,是指依靠個人財產和離婚時分得的財產無法維持當地基本生活水平。主要包括:

    ①一方有殘疾或患有重大疾病,完全或大部分喪失勞動能力,又沒有其他生活來源;

    ②一方因客觀原因失業且收入低于本市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線;

    ③其他生活特別困難的情形。法律同時規定,一方離婚后沒有住處的,屬于生活困難。

    (3)提供幫助的一方應有負擔能力。就是指擁有經濟幫助的一方,即在滿足自己的合理生活需要后有剩余的原配偶一方,從住房等個人財產中給予適當幫助,是指有經濟幫助能力的一方向對方提供幫助的財產來源是自己的個人財產,包括法定個人財產、約定個人財產、從共同財產中分得的財產。幫助不限于金錢,可以是生活用品,還

    可以是房屋的居住權或房屋的所有權。

    3、經濟幫助的具體辦法

    《婚姻法》規定:“具體辦法由雙方協議,協議不成時由人民法院判決。”這種幫助除了考慮幫助經濟條件之外,著重考慮受助方的具體情況和實際需要,受助方年齡較輕且有勞動能力,只是存在暫時性困難的,多采用一次性支付幫助費用的辦法;受助方年老體弱,失去勞動能力而沒有生活來源的,往往要傲較長期的生活安排。在執行經濟幫助期間受助方再婚的,幫助方可停止給付。關于經濟幫助的數額、期限、給付的方式等方面的協議可以在調解過程中進行,當事人無法達成協議的情況下由人民法院根據一方的需要和另一方的能力予以裁決。

    實踐中的經濟幫助的具體情況是女性在離婚時提起較多,理由主要有二:一是無住房;二是無業。

    (二)經濟補償

    經濟補償,是指在婚姻關系解除時一方因對家事勞動付出較多而有權向另一方要求補償的法律制度。《婚姻法》第40條規定:“夫妻書面約定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的財產歸各自所有,一方撫育子女、照顧老人、協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較多義務的,離婚時有權向另一方請求補償,另一方應當予以補償。”

    其構成要件為:(1)適用前提只能是約定的分別財產制。根據《婚姻法》的有關規定,我國以婚后所得共同所有為法定財產制,當婚姻關系解除時一般依照共同共有的原理,按照男女平等原則進行財產分割,一般不會出現此類補償問題。

    (2)權利的享有須以特定義務之履行為對價。即只有一方為婚姻共同體盡了較多義務,如撫育子女、照顧老人、協助另一方工作的情況下才有權向對方請求補償。

    (3)權利人只能是夫妻雙方中的一方當事人。婚姻法為私法,這種補償請求權在于保護當事人的個人利益,是典型的私法,一般不涉及公共利益,如果當事人認為放棄這種權利不會對其基本生活造成困難,法律并不強加干涉,歷以當事人以外的利害關系人無權享有。

    (三)損害賠償

    1、法律依據

    《婚姻法》第46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導致離婚的,無過錯方有權請求損害賠償:(1)重婚的;(2)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的;(3)實施家庭暴力的;(4)虐待、遺棄家庭成員的。

    根據以上法律規定,只有無過錯配偶,才能享有離婚精神損害賠償請求權,成為請求權的主體。離婚精神損害賠償金具有不能用金錢評價的性質,在算定精神損害賠償數額時,應斟酌多種因素。一般認為,法院在確定離婚精神損害賠償數額時,應斟酌各種情況,以自由心證之原則來量定。“對離婚損害賠償數額的確定應規定法定情形,

    以確保實現損害賠償制度所要達到的對權利的補救和對過錯行為制裁的功能”。

    2、損害賠償的具體法律規定

    律師應注意,人民法院判決不準離婚的案件,對于當事人基于《婚姻法》第46條提i的損害賠償請求,不予支持。并且,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當事人不起訴離婚而單獨依據該條規定提起損害賠償請求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實踐中,人民法院受理離婚案件時,已嚴格按最高人民法院的相關規定,將《婚姻法》第46條等規定的當事人的有關權利義務,書面告知了當事人,相關權利告知書的格式及內容,我們在下面的內容中會有詳細描述。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在適用《婚姻法》第46條時,應當區分以下不同情況:

    (1)符合《婚姻法》第46條規定的無過錯方作為原告基于該條規定向人民法院提起損害賠償請求的,必須在離婚訴訟的同時提出。

    (2)符合《婚姻法》第46條規定的無過錯方作為被告的離婚訴訟案件,如果被告不同意離婚,也不基于該條規定提起損害賠償請求的,可以在離婚后1年內就此單獨提起訴訟。

    (3)無過錯方作為被告的離婚訴訟案件,一審時被告未基于《婚姻法》第46條規定提出損害賠償請求,二審期間提出的,人民法院應當進行調解,調解不成的,告知當事人在離婚后1年內另行起訴。

    《婚姻法司法解釋(一)》第28條規定:“《婚姻法》第46條規定的‘損害賠償’,包括物質損害賠償和精神損害賠償。涉及精神損害賠償的,適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的有關規定。”而《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條規定,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權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訴請求賠償精神損害的,人民法院應當依

    法予以受理:(1)生命權、健康權、身體權;(2)姓名權、肖像權、名譽權、榮譽權;(3)人格尊嚴權、人身自由權。

    《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第8條規定,因侵權致人精神損害,但未造成嚴重后果,受害人請求賠償精神損害的,一般不予支持,人民法院可以根據情形判令侵權人停止侵害、恢復名譽、消除影響、賠禮道歉。因侵權致人精神損害,造成嚴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權人承擔停止侵害、恢復名譽、消除影響、賠禮道歉等民事責任外,可以根據受害人一方的請求判令其賠償相應的精神損害撫慰金。

    (四)經濟幫助、經濟補償、損害賠償之間的關系與應用

    在涉及財產問題處理時,有兩項制度與經濟補償十分相似,即經濟幫助和損害賠償,三者都發生在婚姻關系解除之時,一方向另一方的單向給予,大都以貨幣為表現形式,在一定程度上都起著保護弱者的功能。但律師應注意,三者在適用情形和構成要件上卻是迥然相異。

    1、經濟補償與經濟幫助

    經濟幫助,是指在離婚時經濟因難的一方享有獲得經濟幫助的權利。兩者的區別在于:

    (1)適用范圍上,經濟補償只能適用約定的分別財產制;經濟幫助還可適用共同財產制;

    (2)實質要件上,經濟補償以一方履行特定義務為對價,權利義務遵循對等原則;經濟幫助則考察一方是否存在生活困難,權利義務是否對等;

    (3)在方式上,立法并未就經濟補償作出具體的規定;經濟幫助可以是現金、實物,也可以是財產性權利,如房屋的居住權或者所有權。

    2、經濟補償與損害賠償

    損害賠償,是指夫妻一方因對方的過錯導致離婚而遭受經濟上和精神上的損害時,該受害方可向過錯方提出損害賠償之訴。兩者的區別在于:

    (1)適用范圍上,損害賠償不受限制,經濟補償只能適用于約定分別財產制;

    (2)適用條件上,損害賠償要求有妨害婚姻家庭關系的違法行為存在,且行為人存在過錯,包括故意和過失,經濟補償則是以對家事勞動的貢獻為實質條件,不問過錯也不涉及違法行為;

    (3)權利范圍上,損害賠償包括物質損害賠償和精神損害賠償,經濟補償一般只限于物質性利益的補償。

    除以上三項外,律師還應注意經濟幫助、經濟補償、經濟賠償與當事人獲得財產折價款的區別。在實踐中,當事人往往不能區分以上法律概念,在使用時,往往混淆,比如,將獲得財產折價款稱為經濟補償或賠償,律師應注意區分。

    七、損害賠償的司法應用

    (一)法院嚴格適用法定條款

    根據《婚姻法司法解釋(一)》第30條的規定,人民法院在適用婚姻法第46條時,應當區分以下不同情況:

    (1)無過錯方作為原告提起損害賠償請求的,必須在離婚訴訟的同時提出;

    (2)無過錯方作為被告的離婚訴訟案件,一審時未提出損害賠償請求,二審期間提出的,人民法院應當進行調解,調解不成的,告知當事人在離婚后1年內另行起訴;

    (3)無過錯方作為被告的離婚訴訟案件,一審時被告未基于婚姻法第46條規定提出損害賠償請求,二審期間提出的,人民法院應當進行調解,調解不成的,告知當事人在離婚后一年內另行起訴。

    關于損害賠償金數額的確定,人民法院應根據無過錯方支付對產損害賠償金;精神損害撫慰金數額的確定,應以保護合法的婚姻家庭關系,保護無過錯方為原則,綜合考慮各種因素酌定。

    損害賠償,包括物質損害賠償和精神損害賠償。物質損害,一般應以無過錯方遭受財產上的實際損失為限,以支付賠償金等方式承擔,因離婚而受到的財產期待權損失除外。對于精神損害賠償,根據《民法通則》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權人承擔停止侵害、恢復名譽、消除影響、賠禮道歉等民事責任外,還可根據無過錯方的請求,判令賠償相應的精神損害撫慰金,撫慰金的具體數額可結合多種因素酌定。這些因素主要包括:

    (1)精神損害程度,即受害人遭受精神傷害和精神痛苦的程度;

    (2)過錯方的過錯程度,包括過錯方實施過錯的種類i動機情節等;

    (3)具體的侵權情節,可以根據過錯方侵權行為方式、侵權行為的具體情節等綜合考慮其情節之輕重:

    (4)其他情節,如雙方結婚的年限,過錯方對家庭的貢獻大小,過錯方的經濟狀況以及當地的平均生活水平等。

    (二)若有證據證實損害賠償條件成立,法院將判令過錯方賠付

    在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陳景慧訴劉佳峰與他人同居要求離婚并要求過錯損害賠償案中,林西縣人民法院認為,因原告有證據證實被告存在與他人非法同居的行為,故判令被告給付原告賠償金2000元,即為適用《婚姻法》第46條之相關規定。而在江蘇省南京市下關區人民法院審理的姚國亮訴蔣瑞珍離婚糾紛案中,南京下關區人民法院合議庭認為原告姚國亮有重婚犯罪嫌疑,遂將該案移交至公安機關查處。后經刑事判決,姚國亮構成重婚罪,被判處有期徒刑8個月,第三者丁某被判有期徒刑6個月、緩刑1年。民事程序又重新啟動后,南京下關區人民法院判決姚國亮在判決書生效6個月內,向蔣瑞珍賠償精神損失費2萬元。

    在以上案件中,起初,由蔣瑞珍在民事離婚訴訟中應訴,后其又提起刑事自訴程序,但由于舉證負擔較重,缺少公權力的介入,導致因舉證不能撤回自訴,之后,民事離婚訴訟程序又重新啟動,形勢對其不利。但人民法院在審理離婚民事案件過程中,認為男方涉嫌構成重婚罪,將線索移至公安機關,對于打擊重婚犯罪行為,促進法治維

    護,保護當事人合法權益,是十分有益的。律師在辦理案件過程中,也要審時度勢,在必要時申請法院移送,以維護無過錯方的合法權益。

    (三)關于無過錯方是否能向“第三者”要求損害賠償的問題

    根據《婚姻法》第46條的規定,無過錯方提起損害賠償的要求對象為配偶。因此,很少有法院支持因一方通奸造成離婚的無過錯方向“第三者”要求賠償的訴訟請求。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周德勇訴王俊等返還受欺騙撫養非親生子費用和侵犯配偶權索賠案中,江蘇省六合縣人民法院判令有通奸行為的女方王愛梅及“第三者”王俊

    連帶賠償男方周德勇精神損害賠償1萬元。雖然該案是以男方提起返還受欺騙撫養非親生子費用來提起訴訟的,但由于該案判令“第三者”連帶支付精神賠償責任還是有一定突破意義的。支持學者認為,雖然我國法律規定賠償請求權僅限于離婚雙方之間,但其體現出的侵犯配偶權承擔賠償責任的精神應可理解為準用于一切侵犯此項權利者。鑒于兩被告上述侵權行為有違我國《民法通則》民事活動不得違反社會公德的原則,國際上亦有對此制裁的成功的立法例,且我國法律不僅沒有對該侵權行為不予制裁的禁止規定,而且配偶權中的忠實義務法定化和侵犯此權負有民事賠償責任已成為我國立法的必然趨勢,故本案作為當時在審判實踐中對此類權利保護的嘗試,應予以肯定。

    在該案例公布之后的2001年,我國修訂的《婚姻法》第4條明確規定了夫妻之間的忠實義務,為此類案件的類似判決又奠定了堅實的法律基礎。雖然之后很多地方的法院在類似案例中均無此類似判決,但律師研究該案仍有積極意義。

    (四)同居期間女方多次人流是否能向男方索要賠償的問題

    女方以同居期間多次懷孕人流等原因影響身體健康為理由要求男方賠償的問題,最高人民法院的意見認為,以上情形屬于同居造成后果,無合法婚姻為前提,故以上請求無法律依據,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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